传统文化:论《诗经》的忧患意识


更新时间:2019-08-10

  论文摘要:《诗经》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,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、对现实、对人生的忧患,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.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,在弃妇的怨愤中,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、兄弟、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,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,都时时反映出来;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,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  忧患意识,自古及今延绵不息,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,它普遍存在于中国艺术、美学乃至史学、哲学之中,并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深层心理结构。“忧患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周易系辞下》:“作《易》者,其有忧患乎?”由此可见作者把《易》看成是一部“忧患”之作。其实,不止(易》,在先秦典籍中,《诗经》也是一部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品。孔子说:“……诗可以怨”;(《论语》)司马迁说:“《诗》三百篇,50885顶尖高手主论坛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。”(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)刘腮说:“风雅之兴,志思蓄愤,而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”。(《文心雕龙情采》)都把《诗经》与忧患悲愤的意识情感联系起来。班固说:“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,离谗忧国,皆作赋以风,咸有恻隐古《诗》之义。”(《汉书艺文志》)也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“忧患”意识的产生追溯到《诗经》。刘熙载说:“大雅之变,具忧世之怀,小雅之变,多忧生之意”,(《艺概诗概》)也明确肯定《诗经》为忧患之作。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史家、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说:“吾尝译《诗》三百五篇之作而窥作者之心,大抵言乐者少而言忧者多,欢愉之趣易穷而忧伤之情无极,此其作者必大有所不得中而后发于外者如此。”[1]美学家高尔泰也指出“诗三百篇,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,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,’P]。的确,今天我们读起三百篇,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沉重的忧伤。粗略统计一下,《诗经》中写悲哀愁怨的诗竟有百余篇,超过《诗经》总篇数的三分之一!至于言及悲、忧、哀、伤、愁、怨等诗句,朱东润先生曾加以辑录,将近百数。由上可见《诗经》中忧患意识情感的表达已达到相当自觉、普遍的程度。整部《诗经》处处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、对现实、对人生的忧患,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,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,在弃妇的怨愤中,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、兄弟、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,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,都时时反映出来。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,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  忧患意识是个涵盖面较广的,较模糊的概念,指一种忧郁哀伤的思绪和情调。若要加分析,可以区别为忧与患两种情态。前者侧重于对既成事实的愁怨哀伤,后者则更多侧重于对未成事实的忧惧或焦虑。如果说“耿耿不寐,如有隐忧”是后者的话,那么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(《诗经小吴》)说是患了。前者是较感性的,后者则较理性;前者是消极的,后者则是积极的。当然,这样的区分是生硬的,实际上是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,忧是患的前提,患由忧而生。正是经过无数次的具体前提,人们才形成了患的意识,把消极的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富有实践精神的意向。

  关于恋爱、婚姻与家庭生活的诗歌在《诗经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。《国风》一百六十篇,其中爱情诗竟占三分之一以上,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恋爱、婚姻与家庭生活。其中有对美好的爱情婚姻的向往,有情人的悲欢和离合,有对不自由婚姻的控诉,有夫妻的相聚和离别,各种情态都曾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来,忧患意识也往往蕴涵其中。

  如《郑风东门之弹》;“其室则迩,其人甚远”,“岂不尔思,子不我即”,描写了自己的心上人近在眼前,而不得见面的急切、焦躁的心情。《郑风子矜》中的女主人公在久等恋人不来的情况下,急得“挑兮达兮”,惆怅徘徊,心神不安,思念深祝,感情线;采葛》写情人别离之后,苦苦相思,“一日不见,如三月兮”,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,“一日不见,如三岁兮”。《陈风寨裳》中的男子思念情人,竟达到“劳心悄兮”、“劳心搔兮”、“劳心惨兮”的程度。这是人之常情,容易理解。但令人深思的是,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,也都带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,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。例如《郑风风雨》“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。”这种忧伤的调子普遍存在于《诗经》之中。通览《诗经》中的婚姻爱情诗,确实是痛苦多于欢乐。特别是弃妇诗,描写了弃妇的悲哀与辛酸。《诗经》中的弃妇诗大约有10首,占婚恋诗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。被遗弃的女子大都品行俱佳,或者坚贞美好,品质纯正,如《邺风柏舟》;她们善持家务,不惜劳苦,如《卫风氓》、《邺凡谷风》。尽管如此,她们还是被丈夫无情地抛弃了,陷人了痛苦的深渊,诗中充满了她们无尽的哀愁和忧伤。

  《诗经》中有些诗表现的是对父母、兄弟、朋友生活处境的忧虑。例如,《唐风鸭羽》表现了对父母的忧恤之情,是农民控诉繁重摇役的诗。《小雅寥羲》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。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,恩深似海,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,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,返回家中时,交母竟然逝去,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,想起“哀哀父母,生我动劳”,“哀哀父母,生我劳瘁”,“父兮生我,母兮鞠我。柑我畜我,长我育我,顾我复我,出人腹我。欲报之德,昊天阁极!”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,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。这些呼喊与痛哭,读之几令人泣下。此诗曾被誉为“千古孝思之绝作”Cpl《诗经》中这种忧思不仅限于对父母,也包括对兄弟、朋友的关爱。《诗经》中涉及兄弟之情者,如《唐风,秋杜》、《王风葛慕》,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,《邺风燕燕》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。《小雅常棣》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,有“凡今之人,莫如兄弟”,“兄弟阅于墙,外御其务。”而《小雅,污水》则是一首悯乱畏谗而戒友的诗。诗人不但自己忧患感伤,而且忠告自己的亲友提高警惕,注意保护自己,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。总之,这类诗作反映了诗人对亲朋好友的关注,有着温情、关心、责任、义务等丰富的内涵,也深深蕴涵了对现实的不满与优患。

  在《诗经》中,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政治腐败,世道艰难,家国沦亡,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。西周中叶以后,周室衰微,朝纲废驰,社会动荡,政治黑暗,各种矛盾激化,灾难频繁。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,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。如《大雅》中的《民劳》、《板》、《荡》、《抑》、《桑柔》、《瞻印》、《召曼》;《小雅》中的《节南山》、《正月》、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无正》、《小昊》、《巧言》、《巷伯》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、幽王时赋税苛重,政治黑暗腐朽,社会弊端丛生,民不聊生的现实;国风中的《魏风伐檀》、《魏风硕鼠》、《邺风新台》、《嘟风墙有茨》、《嘟风相鼠》、《齐风南山》、《陈风,株林》,或讽刺不劳而获,贪得无厌者,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,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。这些被后人称为“变风”、“变雅”的作品,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。在周室衰微,礼崩乐坏,政教缺失,人伦废绝,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,公卿列士、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,悯时丧乱,忧世优生,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,感叹身世遭遇。

 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,情绪愤激,但讽中有谏,既欲力挽狂澜,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。如《桑柔》,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:“莞彼桑柔,其下侯旬。将采其刘,虞此下民。”周朝旺盛时,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,而今衰落了,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,人民也得不到荫庇。而社会现实是“乱生不夷,靡国不泯。民靡有黎,具祸以烬。”到处是动乱,到处是横祸,到处是死亡。“国步灭资,天不我将”,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。对于这样的局面,作者厉声责问:“谁生厉阶,至今为梗?”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。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、生此乱世的同时,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,举贤授能。《桑柔》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。又如《荡》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,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,借古讽今,告诫厉王:殷鉴在夏,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,表明周鉴亦在殷,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。

 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,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,忧国哀民,而且感叹自身遭遇。针贬时弊时,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,言辞更为激怨,情绪更为怨愤。《节南山》,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。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,太师执掌国柄,却为政不善,做事不公,不亲临国事,重用裙带关系,欺君阁民,肆无忌惮,以致于天怒人怨,天下大乱。诗中专刺尹氏,但末章说:“家父作诵,以究王翘。式讹尔心,以畜万邦。”这里“王汹”指王朝凶恶的根源。“尔心”,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。讹,指改变。可见其讽怨所向,又在周王身上。周代幽、厉二王,朝政败坏,奸臣当政,民怨鼎沸,国家命运几乎倾垮。清代魏源在《诗序集义》中说:“幽、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。幽王所用皆按幸、柔恶之人;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、刚恶之人。……厉恶类封,故屡托殷商以陈刺。”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。此外,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《巷伯》在遭遇谗受谤“骄人好好,劳人草草,苍天苍天,视彼骄人,矜此劳人”,愤激之余,发出了愤怒的诅咒:“彼潜人者,谁适与谍,取彼潜人,投界豹虎。豹虎不食,投界有北。有北不受,投界有昊”。

 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,或讽刺不劳而获、贪得无厌者,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,笔触更加辛辣犀利,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。如《魏风伐檀》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:“不稼不稿,胡取禾三百崖兮?不狩不猎,胡瞻尔庭有悬担兮?”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。《魏风硕鼠》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,贪婪、掠夺,使人民陷人绝境,四处逃散。这些怨刺诗,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。

  《诗经》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,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,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、讽谕劝戒之作。它们或借鉴历史经验,或揭露现实际矛盾,或针贬昏君,或斥责俊臣,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,充满忧患意识,呼唤人们从善去恶,拯救衰世,读来有切肤之感,令人震撼。

  《诗经》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几千年来,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、凝练、积淀,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。中国文学流露出非常深重的忧伤,以至于我们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就是在间接地体验忧愁和哀伤。

  这固然跟几千年来民生多艰有关,但又何尝不是《诗经》的影响呢?孔子日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[4)《诗经》作为古典诗歌的典范,对后世影响之大,是我们无法估量的。自(楚辞》以来,优患意识一直贯串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,以最直接地受其影响的抒情诗而言,几乎在所有的大诗人的作品里都闪耀着它的光辉。屈原对国家前途的担优,对奸债小人的斥责,就直接继承了《诗经》的传统;曹植生当乱世,满腔济世壮志被兄、侄所抑,后半生处于被疑忌当中,终日惶恐不安,其诗多流露出忧生忧国之情。而后的陶渊明、鲍照、庚信、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黄庭坚,直到清代诗人顾炎武、吴嘉纪、龚自珍……许许多多的文人学子都受到《诗经》的强烈影响。